国家治理优秀论文推荐｜政治学人春节特辑
编者按
“政治学人春节特辑”是由“政治学人”编辑部精选的优秀论文推介系列，共分为研究方法、比较政治、政治哲学、国家治理、基层治理五大主题，分五期依次推出。每期根据中国知网被引量和下载量，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情况选出六篇相关主题的文章，以飨读者。本期为系列推送第五期，主题为国家治理。（文末可查阅本系列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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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丨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演进发展
作者信息：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和国家治理理论。
原文出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17年第1期。
文章摘要：文章从追溯治理的发端，考察其演进发展的过程着手，论述了治理的原初形态，揭示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和大众参与的性质意涵。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了国家和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在人类社会的治理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从时序发展上分析，国家治理经历了奴隶制国家治理、封建制国家治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四个阶段。从本质属性方面分析，国家治理则形成了统治型、管制型、管理型和治理型四种类型以及从前者转为后者的三次转型。
杨光斌丨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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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 201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17年第4期。
文章摘要：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其对时代性问题的回应和解决，但是在观念化的世界政治中，“时代主题”可能是有违世界真相的一种虚幻，由此而产生的研究范式只能误导思想界乃至有关国家的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中的研究现代化主题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1950s—1970s）和研究民主化主题的转型学范式（1980s—2010s）均有此嫌疑，因此比较政治学迫切需要替代性的新主题和新范式。鉴于转型范式的失败即第三波民主化之后“无效民主”的普遍性，西方也提出了种种治理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只不过基调不变的社会中心主义的民主化理论——发展理论的新说法而已，它们依然是西方国家自己的内在需要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本文强调，即使在政治主题为“治理”的时代，治理的核心是治理能力问题，而理解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的前提离不开古老的但是已经变化后的国家权力理论，国家权力的基本面向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直接影响着大国兴衰，这是大历史的线索，也是“反事实法”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据此，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协调国家权力关系的能力，它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构成，作为一种祛价值化的实践性理论，具有系统性、分层性和非对称性的特征。不同于比较政治学前60年流行的意识形态化的必然是“制造问题”的研究范式，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的追求是为了“解决问题”。以国家治理能力理论研究世界政治，发现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层面各有长短，均面临不同层面的治理危机，不存在包治百病的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总体性“解决方案”。国家治理能力理论是一种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而演绎出来的、并具有亚里士多德式政治学的学术而非观念至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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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德丨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及其法制化路径
作者信息：马一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17年第1期。
文章摘要：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链条表现为：执政党——政协——人大——人民。执政党——政协，是以人民政协为载体的政治协商；执政党——政协——人大，是基于政治协商获得现实合法性的党的主张通过人大制度转为国家意志的过程；人大——人民，是双向的选举与依法治国；执政党——人民，是实质为社会协商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展现。协商民主主要包含“执政党——政协”中的政治协商，以及“执政党——人民”的社会协商，二者经由人大制度加以勾连。这在逻辑上决定了党的领导、协商民主与人大代议民主的内在关联，形塑了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即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塑造“政治协商——立法协商——社会协商”的制度循环，以此指引现实制度的发展。
曹锦清 刘炳辉丨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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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炳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17年第2期。
文章摘要：中国在传统社会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郡县国家”为核心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以中原农耕乡土社会的“郡县制度”为主导和针对边疆游牧流动社会的“盟旗制度”为补充。“郡县国家”有四大支柱：中央集权为核心导向、文官制度为中层支撑、乡土自治为基层设计、行政区划为技术保障。“郡县国家”的静态社会治理经验至今依然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影响力，但其在面对“流动社会”时出现了严重不适应，尤其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主、科层僵化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就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而言，是由一个“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转变，这构成了以“郡县国家”为传统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与根本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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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来用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史鉴与对策
作者信息：蒋来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廉政建设与社会评价研究室主任，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原文出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政治》2017年第7期。
文章摘要：借鉴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提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历史角度分析可以看出，仅靠机构和人员增加的扩张式改革，没有运作机制的转变和制度有效性的释放，难以达到反腐败的目标。十八大后的监督体制改革在机构和编制上基本没有大动作，但在运作机制上改革力度很大，效果十分明显。未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合理确定改革目标重点、增加预防腐败的职责、重视并用足监督措施、继续完善机构的内部改革、找到自我监督的平衡点、敦促并力推配套改革、把私营机构纳入监督范围。
郝宇青 王立新 黄永鹏 林拓 王多 斯阳 王子蕲 武志勇 柯伟 张劲松丨“互联网+”的政治风险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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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立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黄永鹏，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拓，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教授；王多，《解放日报（思想周刊）》·上观新闻主编；斯阳，华东师范大学纪委暨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子蕲，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讲师；武志勇，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柯伟，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副教授，张劲松，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教授。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政治》2017年第9期。
文章摘要：“互联网+"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变革。作为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政治进步，也可能引发一定的政治社会危机和政局动荡。对追求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互联网+”条件下虚实相生的多维执政空间迫切需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从网络游戏产生的“边缘革命”到新媒体在意识形态传播方面的特点，从信息公开到舆论引领，从党内监督到政府决策，都需要对“互联网+”的积极影响与风险防范进行认真研究，这样才能借助新产生的网络空间加强执政权威的建构，增强党的执政自信。
本期编辑：周韵雅
本期审核：小庭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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